迈向数字经济新时代
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数字经济研究部主任 孙克
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纵观世界文明史，每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推动了生产力的大幅跃升、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数字经济是信息革命在经济领域的新形态，既包括传统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改进升级，也包括新模式、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壮大。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把握数字经济发展大势，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生产关系变革，是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关键驱动力量。
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机遇
数字经济以数字化丰富要素供给，以网络化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以智能化提升产出效能，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意义重大，机遇难得。
一是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经济逐渐上升为国家战略。早在 2016 年 10 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2017 年 1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2018 年 4 月 20 日，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依靠信息技术创新驱动，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要推动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释放数字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制造业、农业、服务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近些年来，网络提速降费、大数据、“互联网 +”、人工智能、分享经济、工业互联网、信息消费等一系列重大政策正在推进实施，各地对数字经济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二是产业转型的机遇。摩尔定律与超越摩尔定律使产业保持强大的创新动力。以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引发软硬件等核心技术体系升级，深刻调整产业格局。
三是经济转型的机遇。传统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步伐加快，网络连接、平台支撑、软件定义、数据驱动、智能增值成为主要特征，为数字经济发展开辟巨大空间。数字经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
数字经济的“三化体系”
从技术经济范式的角度看，科技产业革命特别是关键技术创新将深刻影响宏微观经济结构、组织形态、运行模式，进而形成新的经济社会格局。数字经济是数字技术驱动下，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加速重构的新型经济形态，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关系。
- 数字产业化：数字经济创新体系变革
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先导力量，以信息通信产业为主要内容，具体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及其他新兴产业。数字产业化的稳步发展，集中表现为数字技术经济范式创新体系变革。
基于互联网，全球创新网络深刻重构，数字经济创新生态系统构成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石。跨领域、协同化、网络化的数字经济创新平台正在兴起，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开放和共享全面加快。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能力成为国家创新能力的核心和根本标志，创新主体互动、创新资源组织和创新成果转化方式更加网络化、全球化和快捷化，促进形成更开放、更灵活、更快速、更贴近用户的创新发展模式，开启以融合创新、系统创新、大众创新、微创新为突出特征的创新时代。
数据驱动型创新正在向经济社会、科技研发等各个领域扩展，成为国家创新发展的关键形式和重要方向。工业、农业和服务业依托大数据分析，逐步实现精细管理、精益生产、精准营销、精确规划，并进一步优化产业供应链和资源配置效率；科研机构通过数据模拟和验证实现科学假设和科学推理的模态还原与仿真测试，推动形成数据密集型科学研究范式；政府和公共服务机构通过数据监测和数据共享， 促使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走向“量化决策”和“数据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网络化协同开放式创新渐成潮流。海量企业依托互联网实现联合多元化创新，直接促进电子商务、网络众筹、创客行动、移动互联网等产业的迅速崛起，加速效益向IT、营销、物流、设计等周边行业外溢，成为当今最为活跃的基本创新形态。
2.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经济形态变革
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引擎，是传统产业由于应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生产数量和生产效率提升，其新增产出构成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数字化集中体现为数字技术体系对生产制度结构的影响，即对传统产业组织、生产、交易等的影响。 数字经济“平台+ 生态”的组织结构呈现出爆发增长态势。
平台化和生态化几乎成为所有数字经济领域企业的共同选择，越来越多的垂直领域产生平台企业和生态系统。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 平台化和生态化的组织结构不仅能够有效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且能够有效扩大信息消费，同时也成为打通供给侧和消费侧的重要基础设施。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成为引领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从数字经济发展史看，前面几十年主要是信息产业自身的发展，而后面几十年将进入线上线下融合产业主导发展的阶段。不论是传统 ICT巨头如 IBM、英特尔、微软，还是新兴互联网巨头如谷歌、苹果、 Facebook，都是新兴信息产业自身崛起的典型代表。然而，近几年来，一方面互联网企业积极向线下渗透，比如阿里巴巴和腾讯的“支付宝 +”和“微信 +”战略，另一方面传统企业积极向线上转型，比如 GE、海尔、红领等智能制造战略，都凸显了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趋势。
所有型经济向分享型经济加速演进。数字技术的融合渗透应用正在推动分享型经济快速发展，如同包产到户和承包制实现了所有权的分离一样，正在加速生产组织关系变革，使生产资料可以接近零成本无限复制，为经济提供新的发展动力。
交换式贸易转向统一聚合的数字经济市场。互联网改变了传统链条式的交换贸易方式，将设计、生产、流通、贸易、消费的全过程实现了在互联网的聚合，减少了贸易环节，降低了交易成本，推动企业之间或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实现即时按需采购、销售或消费。
3.数字化治理：数字经济社会形态变革
数字化治理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必要补充，包括利用数字技术完善治理体系，创新治理模式，提升综合治理能力等。数字化治理集中体现为数字技术对社会制度结构的影响，即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形成的与之相适应的政府治理体系、模式等的全面变革。 以民主参与、集体协作、去中心化、自组织为特征的网络社会正在加速形成。社交网络、移动互联、即时通信、线上线下结合的广泛应用空前扩展了人际交往空间，网络社会互动跨越了地域、种族、文化与宗教的界限。网络亚文化群、网络自律团体等不断涌现，传统社会组织与结构加速向扁平化、多中心模式发展演化。基于在线合作、分享互助的知识性协作社区，将根本改变人们知识创造和经验分享的方式。数字技术融合渗透促进治理体系变化。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宣传、诉求表达、组织动员的主要手段，为社会公众行驶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开辟了新渠道，正在推动政府由传统管理方式向公开透明、精简高效的现代化治理方式转变。 数字经济融合渗透促进就业结构变化。数字技术赋予各种职业更大的灵活性，新的职业边界逐渐形成。同时，数字技术大大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促进了供需对接，增加了就业匹配的可能性，促进了按需就业、按兴趣就业、按时间就业。
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点
2018 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 31.3 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超过20 %，显著高于当年 GDP 增速，占 GDP 比重达到 34.8%，同比提升 1.9 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已成为近年来带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2018 年我国数字经济对 GDP 的贡献为近 60%，接近甚至超越了某些发达国家水平，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综合来看，我国数字经济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仍面临一些制约瓶颈。其中，既存在需求侧数字化基础薄弱的问题，也存在供给侧平台支撑能力不足以及环境有待完善的问题。
一是数字化基础薄弱。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战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我国制造企业数字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一些企业达到 3.0 水平，但大部分企业，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仍处于 2.0 阶段。多数企业数字化水平较低，网络化、智能化演进基础薄弱；工业网络标准、技术、产业基本被外商掌控，且标准众多、互通性差，高端工业传感器、工业控制系统、关键工业软件等基本被国外垄断。全球工业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标准协议全部由少数国外企业掌握，工业以太网网络设备市场由国外垄断。工业控制领域高端PLC 市场、高端DCS 市场被国外厂商垄断。国外企业CAD、CAE、PLM 等高端工业软件占据了国内航天、航空、汽车等行业绝大部分的市场。
二是平台支撑不足。工业互联网平台是实体经济全要素连接枢纽、资源配置中心和智能制造大脑。2015 年以来，全球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步伐明显加快，目前已超过 150 个。国际巨头在工业技术、产品、经验和数据等基础上，打造“国际品牌 + 高端产品 + 先进平台”的立体新优势。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起步较晚，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平台商业成熟度存在一定差距，龙头企业缺乏，核心能力薄弱，生态相对滞后。
三是安全隐患突出。线上线下融合，网络安全威胁和风险从虚拟网络空间向现实物理世界蔓延扩散。公共互联网病毒、木马、高级持续性攻击等网络威胁向制造、金融、交通、能源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领域传导渗透，一旦遭受网络攻击，可能引发重大网络安全事件，严重威胁经济社会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此外，生产装备由机械化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演进，并将大量接入工业互联网，会带来新型安全风险，这些设备不仅是网络攻击的对象，一旦被控制，会成为攻击源发动网络攻击，破坏力将被指数级放大。美国曾发生大规模断网事件，就是黑客利用僵尸网络控制了大量摄像头、打印机等联网设备发动网络攻击。
四是环境有待优化。以平台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新业态，给传统政府监管模式带来新挑战。不规范经营问题凸显。平台经济开创了“人人即商家、人人即媒体”的新时代，由于准入门槛低，经营者良莠不齐，网络售假等不规范经营现象时有发生，侵犯消费者权益。不正当竞争隐患浮现。在电子商务、网络租约车、移动支付等领域，超大型互联网平台占据强势地位，强制商家进行“二选一”等行为，引发社会各界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忧虑。数据保护风险加大。互联网平台汇聚海量用户数据，数据价值不断提升，用户个人信息泄漏和非法利用、数据非法跨境流动等风险不断增大，各类恶性事件频发。
进一步推进数字经济繁荣发展，要突出抓好以下四方面。
第一，推动工业互联网建设应用。除进一步加快网络基础设施演进升级外，尤其需要加快工业互联网建设。一是加快工业互联网网络建设。面向企业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的网络需求，全面部署IPv6，加快 5G 商用进程，推进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建设。二是加快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加快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推广，形成多层次、系统化的平台发展体系，促进工业全要素连接和资源优化配置。三是加快工业互联网应用推广。开展面向不同行业和场景的应用创新，提升大型企业工业互联网创新和应用水平，加快中小企业工业互联网应用普及，实现“建平台”与“用平台”双向迭代、互促共进。
第二，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数字化是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 要着力解决企业数字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加快形成贯通全流程全领域的数据链条。一是夯实数字化基础。加快数字化技术、装备、系统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进一步提升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和数字化生产设备联网率。二是促进网络化升级。大力推动企业内网改造，继续推进连接中小企业的专线建设，提升企业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网络化水平。三是推进智能化生产。大力发展智能工厂，加强企业间网络化协同，发展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推动产品联网与远程服务，创新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和商业范式。
第三，完善政策环境。着力营造规范有序、包容审慎、鼓励创新的发展环境。一是健全法律法规。制定完善适应数字经济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新产业发展政策法规，构建以《网络安全法》为核心，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大数据安全管理、跨境数据流动等重点领域专项立法同步的网络安全制度体系。二是包容审慎监管。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事前监管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强化互联网思维，充分利用大数据，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 推动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社会协同治理。三是强化安全保障。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自主和开放、管理和服务的关系，统筹推进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手段建设，全面提升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数据、个人信息等安全保障能力。
第四，加强要素保障。一是人才保障。鼓励校企合作、校院合作，培养一批数字经济企业家、科技人才和技能型人才。不断提高数字经济人才资源全球化培养、全球化配置水平，加快培育一批国际化人才，畅通人才流动通道，为数字经济繁荣发展提供坚实的智力保障。二是资金保障。加大国家专项资金研发支持力度，引导产业投资基金更多投向关键领域和短板领域，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鼓励金融机构、大企业为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提供定向贷款、供应链金融等服务。三是数据保障。构建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稳步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加强政企数据对接和互动合作，打通信息壁垒，形成覆盖全国、统筹利用的数据共享大平台。制定数据资源确权、流通、交易相关制度，健全市场发展机制，引导数据有序流通。